2003年前后，广州一位藏家承让清代拓本《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下称“悔馀题跋本”)，此碑系唐代道士叶国重之碑，唐玄宗赐叶国重“有道先生”，故该碑世称《唐叶有道碑》，由唐李邕撰文并书。在该拓本尾页，有悔馀题跋，其中写到：“传世多行书模本，真书则罕见也”。在拓本题签，还有几行小字：“此正书本前人多未著录，难得”。“罕见”和“难得”，说明该拓本珍贵，而“真书”和“正书”，指的都是楷书。显然，这本悔馀题跋本是《唐叶有道碑》楷书本。从题跋和题签可知，《唐叶有道碑》除了楷书本，还有行书本。一个同名碑，既有楷书本又有行书本，这种现象在中国书法史极其罕见，这引起我的关注。每逢闲暇，我都会时不时把这本拓本把玩在手，仔细端详。越端详，越感到这本《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拓本不一般，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只是由于当时工作任务繁重，无暇顾及。

2006年11月，我转任到天河区政协，分管提案委和文史委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接触文史工作，也促使我对《唐叶有道碑》楷书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研究考证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和天津古籍书店根据清代唐炯藏本影印出版的《唐叶有道碑》行书本，以及民国出版的《李北海定凤碑墨拓》，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唐叶有道碑》行书本均为伪刻，而我手中的这本《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才是原刻。

2008年9月，我到北戴河全国政协干部培训中心学习一个星期。学习之余，我写出了约6000字的《唐叶有道碑真伪考》一文初稿。这就是我编著《唐叶有道碑》一书的开始。

 2009年新春，文怀沙先生从北京来广州，住在天河区辖内的鼎龙大酒店。文老2006年曾来天河区，给全区领导干部作了一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主题的报告会，当时我参与接待，这次他到广州，我自然要去看望他。文老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特地带上这本《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拓本。文怀沙先生在仔细看了拓本后，写下题跋：“北海传世多行书摹本，殆明清人所为，斯册真书拓本足征唐人之遗韵，弥可珍贵，摩眼细勘，曷胜欣慰。旨在乙丑新正于羊城行次。燕叟文怀沙相识”。

2010年下半年，我完成《唐叶有道碑》一书初稿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朱鹤亭朱老先生为书题跋。朱老的身份极其特别，独一无二。道家真人玄鹤子，在武学、养生学、医学、玄学、哲学、书法、食疗学、文学、武道养生等诸多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和极大的贡献。而《唐叶有道碑》正是唐代著名道士之碑，请朱老为这本书题跋，再合适不过，是大大的加持。

2010年岁末，我到朱老府上，祈请朱老的题跋。几天后，小夏打电话告诉我，说朱老的题跋写好了。朱老写到：“唐叶有道碑行书本多次出版，然被受疑质，楷书本则极少著录，少为人知，今首次出版，实属难得。耄耋之岁玄鹤子庚寅腊月敬书”。

如果说，文老的题跋，是叙及这本《唐叶有道碑》楷书本“弥可珍贵”，而朱老的题跋，则叙及这本拓本的珍贵之处。显然，朱老在题跋前，仔细研究过这本拓本和文老的题跋。

在朱老题跋后，我把书稿以及文老和朱老的题跋、还有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先生写的序，请香港的朋友转呈饶宗颐先生，祈请饶宗颐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三位近百岁老人，都是泰斗级的人物，为同一本书题写书名和题跋，是此书的一绝，也为此书增色不少，充分体现了三位老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和满腔热情，以及对后辈的扶持有加。

托三位老人的福，2011年9月，《唐叶有道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在书出版后不久，为留纪念，也为庆贺，我特地请肇庆青年制砚师傅莫仕坚，精心挑选一块与书的封面颜色相近的绿端石，按照《唐叶有道碑》一书的尺寸，精心雕刻一方唐叶有道碑砚。砚的正面，雕的是书的封面，而砚背的砚池，则原大雕刻朱老的题跋（图）。

清中期以降，对《唐叶有道碑》行书本的各种质疑，最终都不了了之，行书本依然大行其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质疑者都无法拿出原刻本。而这本楷书本，虽经我反复考证就是《唐叶有道碑》原刻本，但从未著录，更无出版，2011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时，我仅知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藏本是楷书本（2018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又见柯昌泗藏本）。用这两本楷书本否定自清中期以来流传至今，发行无数的行书本，能使世人信服吗？我清楚，只有找到原碑，才能无可辩驳。

2013年夏，我来到叶有道家乡浙江省松阳县。此行之初，只是为了寻找与《唐叶有道碑》楷书本相关的信息。但万万没想到，我在到达松阳的第二天，就在当地有关部门和文友的帮助下，在邻县的武义县延福寺找到《唐叶有道碑》楷书本原碑，同时还发现铸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的大铜钟和冲真观石匾。这三物均系唐代冲真观旧物，1968年冲真观被毁，有关部门将其移至延福寺。这三件文物相互印证，证明《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是唐代所刻，这是楷书本就是原刻的直接证据！此外，我还发现，《唐叶有道碑》楷书本原碑背面刻有清雍正十年《奉宪遵旨禁碑》。这表明，自清雍正十年始，很可能《唐叶有道碑》楷书本原碑面墙而立，而《奉宪遵旨禁碑》则向外。由此，破解楷书本前人多未著录之谜。这可能系前人为保护该碑所为。《唐叶有道碑》又称《定凤碑》：“元时有闽商，携以渡海遇飓风，它舟沉没，而闽商无恙。点检舟中无它物，惟有此帖。因又名定凤碑，凡涉险者，皆欲携以自卫，上自朝贵，下及士庶，无不求索抚拓”（清梁同书）。求拓多了，碑必有损，而对碑的藏匿，虽保护起来，但却使碑被人们渐忘。

李邕传世碑刻，大多行书，仅有广东肇庆七星岩《端州石室记》是楷书，而对《唐叶有道碑》楷书本的考证，使李邕传世楷书碑刻新增一个，弥足珍贵。这本《唐叶有道碑》楷书本，沉寂数百年，在广州被发现，并由此延伸考证和发掘，使千年唐碑《唐叶有道碑》楷书本原碑得以现世，三位老人功不可没。

如今，饶老、文老已经相继作古，朱老以百岁孱弱之躯，正在和新冠后遗症作顽强抗争。今年三月，第一个周六的上午九点，我们兄妹（弟）四人，来到保利山庄朱老住处，看望朱老，送上祝福，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古人云，金石永寿。饶老、文老和朱老为《唐叶有道碑》题写的书名和题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和满腔热情，就犹如镌刻在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石刻上的文字，流芳百世，传承千载。

  2007年与朱老、香港《信报》总编辑文灼非一家等合影

徐春平 癸卯清明节后一日于广州天河

作者介绍：广州市天河区政协原副主席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