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出版于1956年的中篇小说《黄金海岸》，写农民李灶发新婚次日赴南美甘蔗园做苦力。别后50年，回乡与发妻团圆。去时少年，归时老矣。小说没有特别提到侨批，却是侨批的生活原型，现实关系，写照和象征。他的小说，以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群人的一生，实现了侨批与族群的宏大叙事。这就是文学的侨批意识与语境，在潮汕现代文学中的发轫。在潮汕有限的当代小说中，这种情状，或始于秦牧，并成为潮汕现代文学的潜在因素和故事传统。后来的潮汕文学，那种自然而然的海外情结，都隐匿着这种情节元素，即船与码头，生命之渡的文学表述。这种情绪，是作品的格调之一。比如林渊液的《黑白间》，陈跃子的《女人是岸》《针路图》，都隐匿着这种气息。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写到侨批。

在《黄金海岸》之前，与侨批相关的文学初萌，即银和信的文学寄托，埋藏体现在潮州歌册中，人的分离和团圆，逃难过番的落地生根，荣归故里的落叶归根，是女性口述历史的永恒题材。它们被楔入中国传统民间文学抑恶扬善、因果报应以及坚贞爱情的主题。这个主题，通过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层层包裹，世代流传。侨批因此同时成为女性歌吟的对象，是女性受压迫的救世良方。歌吟中的侨批，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男人，或父兄，或儿子。它时时摆脱物与财富的原生，而成为生命的神祇，女性眼中保贺的神衹。

潮州歌册这种以元曲为基本调式的歌谣，鉴证侨批作为历史现象，也作为文学主题的时间长度和故事源流。同时彰显侨批在潮汕人生存过程中的意义价值，并从另一方面，强调尺牍，作为初蒙读本，在潮汕文明走向中的文化地位。

现代人对侨批的认知，是模糊的，甚至仅止于信，尺牍，故有平安批之说。事实是，平安批的逻辑还不足以揭示侨批的初萌，也不是侨批的本质价值，侨批的历史高度是契约和诚信。

侨批是与中国先秦的贵族精神、汉唐以来的江湖侠客、近代中国的钱庄镖局等一脉相承的精神产物……它虽然包裹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中，却也在践行着与时俱进的现代变迁。从水客批脚的原始带物，从口诺到银行的兑付，不单与科技文明发展同步，同时始终坚持着契约精神，这就是侨批的现代性。

在中国民间社会，侨批是自证个体人性的心灵高贵，自救个体人生的坎坷命运，呈现社会缺失的个体贡献。侨批，在骨子里，就是人的自渡与自安，一种伟大的文明方式，岂止于“平安”两字。世人常以侨批的结果，来反证其过程，却往往忘记侨批的出发和它的目的。对于潮汕人来说，闯荡南洋，没有银，就不会有信，也就不言平安，而“批”是银和信的代词与使者。

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就必须说到《平安批》。这是一部由外省作家，在潮汕九个月里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它让我们看到，潮汕文学书写的难度和高度。这是一片让礼治沉浸得太久，太深，也太长的土地。它的每一点翻侧，都无比艰难困顿。小说演绎的是大湾区史前文化的噬食与反哺的优越性，动辄百年为界。小说企图以宏大的事件，反证屑小的成功，这种小说叙事的圈套，还是传统的北方思维。在强势的北方思潮中，《平安批》因此获得青睐并得以封神。

《平安批》的叙事来源于对革命的迷信个人生活的任何方式都必须通过重大事件的革命性，去证明意义的正确。它以题材（侨批）的反复翻摆，去实现这种迷信，并以不迷信的方式实现迷信的教义。

主人公的“侨批”历史，如果没有融入抗日战争这个重大事件，则黯然失色，至于潮汕文化和侨批精神，因其描述的浅简，可忽略不计。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平安批》作为北方文学及好小说的封神依据。但是，潮汕文学有责任对侨批源远流长的精神谱系，有更现实且精心的书写。潮汕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人文，有写作的无限渴望与可能性。比如遗忘中的受降地，这个世界性事件中的题材广延；比如村庄的灵魂，祠堂；比如抗战中的文化抵抗；比如保贺和敬语，这些潮汕生活中的礼教和光点，都是潮汕文学独特于一般文学史及人文书写的地方。

秦牧的成就在散文，但他的高尚，还在他的品格。如果说，他的散文属于文学史描述，则他仅有的三部中篇，却属于底层人民，属于现实。他写苦力，写娼寮，他关心他们的生存，为他们发声，更能显示他的文学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批判，可以传世的，永远是作家的社会良知。纪念和追随秦牧先生，可能更在这一方面。